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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殖戶病死豬無害處理行為影響因素與對策
          發布時間:2019-08-09

            摘要:病死豬無害化處理事關食品安全、環境安全、畜牧業生產安全以及政府公信度。本文在病死豬處理現狀研究的基礎上, 總結出養殖戶個體特征、養殖戶經濟特征、養殖戶認知與評價特征以及政策、組織和市場環境等是農業生產者病死豬無害化處理行為的重要影響因素, 并提出了具有針對性的規范農業生產者病死豬無害化處理的可能路徑。當前, 規范農業生產者病死豬無害化處理, 既要以政策法規形式引導和完善保障機制、加強生豬養殖管理, 又要鼓勵公眾參與病死豬無害化處理管控。

            關鍵詞:農業生產者; 病死豬無害化處理; 農業廢棄物處理行為;

            一、農業生產者病死豬無害化處理的原始訴求

            近年來, 在人們日益增長的豬肉制品需求和“一攬子”生豬養殖農業補貼政策的共同推動下, 我國生豬養殖業得到了快速發展。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 2017年末我國生豬存欄量為4.3325億頭, 出欄量達6.8861億頭。 (1) 但是現階段我國生豬養殖規模化水平低, 散養比接近55%, 設施裝備、飼養管理仍相對滯后, (2) 在這種情況下, 飼養量和養殖密度的增加則會導致病死豬數量呈增長趨勢。自“黃浦江萬頭漂浮死豬”事件 (2013) 、“金鑼病死豬”事件 (2015) 、“福建病死豬肉銷售”事件 (2015) 相繼曝光之后, 引發人民群眾對病死豬隨意丟棄而造成的環境污染、重大疫病風險的極大擔憂, 也影響了居民對放心食用豬肉的消費信心。由此也可以看出現階段我國病死豬無害化處理遠滯后于生豬養殖業發展的現實需要, 從而成為制約養豬業生產發展的瓶頸。為引導和規范農業生產者合理處理病死豬, 避免食品安全風險、重大疫病風險和環境污染, 近年來國家采取了疏堵結合的政策體系加以治理, 一方面出臺了嚴禁病死豬不規范處理的相關法律法規,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的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的司法解釋將收購販賣病死豬行為納入了刑罰范圍;另一方面積極推廣新型、高效、環保的無害化處理技術和裝備, 發布《病死動物無害化處理技術規范》規范相關病死畜禽無害化處理技術, 并對病死豬無害化處理給予相當程度的補貼, 國務院還將養殖環節病死豬無害化處理補助經費落實情況納入專項調研督查, 督促地方落實屬地責任。

            從目前學界對農業廢棄物處理行為的相關研究情況來看, 主要集中在農業生產者對秸稈的處理行為和農業生產者對畜禽糞便的處理行為兩個方面。病死畜禽作為一類特殊的廢棄物, 其研究還比較欠缺。值得關注的是, 病死動物的處理已超越了傳統意義上行業經濟范疇, 若處理不徹底, 會成為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1]病死動物體內含有大量人畜共患的病原體和動物瀕死前的治療藥物, 如果流入市場被人們食用, 會嚴重危害人類健康, 而且有可能助推人畜共患病的傳播。而病死動物尸體亂投亂棄和無害化處理不徹底, 既會污染環境, 也會為動物疫病傳播擴散留下隱患, 嚴重制約畜牧業的發展。可以說, 病死動物的不當處理, 會危及食品安全、環境安全、畜牧業生產安全以及政府公信度。

            國內相關研究表明, 目前病死豬的處理仍然存在較大隱患。張躍華等研究發現當生豬出現不正常死亡時, 只有60.12%的被訪養豬戶選擇依照程序上報給當地畜牧管理部門, 相當數量的養殖戶會隨意選擇不報或瞞報。[2]一些養殖戶直接將病死豬隨意丟棄在豬場附近的山溝、丘壑或者喂養動物。[3]同時, 由于存在高額的非法利潤, 病死豬肉收購已形成一條黑色的產業利益鏈, 常有養殖戶將病死豬肉低價非法出售給不法分子。[4]劉玉滿等通過調查發現, 有2/3的農業生產者選擇“在病豬沒死之前賣掉”, 這些豬肉要么是流入包子鋪等不正規餐飲店, 要么是部分攤販把病死豬肉與正常豬肉混放在一起銷售。[5]除此之外, 在對病死豬實施掩埋的過程中, 由于缺乏管理指導, 個別養豬戶在處理過程中常出現選址不合理、掩埋不深、消毒不到位等問題。[6]還有一些生豬販運者干脆將在運輸過程中死亡畜禽隨便沿途拋尸公路邊。[7]據此, 如何推進病死豬無害化處理已成為亟待解決和研究的重要問題。本文旨在通過對病死豬處理研究現狀進行梳理、歸納、總結和評價, 以期為推進病死豬無害化處理行為研究提出一種綜合性的闡釋。

          病死豬無害化處理

            二、農業生產者病死豬處理的行為邏輯

            影響農業生產者病死豬無害化處理行為選擇的因素很多, 不同學者從不同視角研究了病死豬無害化處理行為, 進而分析了相應的影響因素。學者們普遍關注的影響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因素。

            1. 農業生產者的個體特征因素

            養殖戶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養殖經驗等。不同的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等使其對行為決策的認識有著較大的區別。病死豬處理行為實質是養殖戶的決策行為, 許多學者認為養殖戶的基本特征是影響其生產決策的基礎性因素。張雅燕基于江西省南昌縣養豬戶的調查數據, 結果表明道德責任感越強的養豬戶更注重環境和食用者健康, 其行為更自律, 不會隨意丟棄或出售病死豬;處于不同年齡階段的養殖戶行為動機和目標也有所不同, 對無害化行為選擇差異具有一定的解釋作用, 一般來說年齡越大, 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相對較弱, 使得無害化處理難度變大, 因而越傾向于采用負面處理行為。[8]吳林海等的研究指出養殖年限越長, 對病死豬處理行為的成本與收益拿捏的越準, 更傾向于出售病死豬。[9]鄔蘭婭等指出養殖戶的生態意識薄弱, 文化素質較低, 對于隨意丟棄病死豬的認知和理解不高, 是“死豬漂浮事件”的誘因。[10]也有學者認為, 受教育程度越高, 市場經濟意識越強, 追求利潤的動機越強烈, 表現在行為趨于理性, 傾向于出售病死豬。病死豬處理行為作為生豬飼養過程中疫病防治的重要組成部分。劉軍弟等研究結果顯示性別顯著作用于防疫意愿, 女性比男性表現出更強的防疫意愿。[11]

            2. 農業生產者的認知與評價因素

            計劃行為理論認為, 行為選擇由其主觀認知和行為意圖決定, 養殖戶對于病死豬處理的認知對其最終的處理行為選擇有著重要的作用。孫世民等研究表明養豬場主對病死豬危害環境和健康的認識越深刻, 越愿意選擇良好質量安全行為。[12]王海濤研究發現安全生產意向較強的養豬戶對出售病死豬肉等違規違法行為的認識比較到位, 進而抑制了其出售病死豬的行為。[13]閆振宇等研究發現防疫意識淡薄的養殖戶不愿意上報動物疫情, 對動物產品安全較為擔心的養殖戶具有較強的上報疫情行為意愿。[14]吳林海等認為養殖戶對政府政策與相關法律法規認知程度越高, 越傾向于采用無害化處理方式。養殖戶的風險規避意識有助于其選擇病死動物無害化方式, 趨向于規避風險的養殖戶, 為避免監管處罰和不合理處理行為帶來的收益風險, 無害化處理意愿更強烈。[15]

            3. 農業生產者的經濟特征因素

            農業生產者作為有限理性的經濟人,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標是其決策行為的重要影響因素, 因此經濟特征因素的影響不容忽視。養殖規模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其生產方式, 養殖規模越大, 意味著投入的資金和精力越多。孫世民等指出與養豬戶相比, 規模養殖場面臨的疫病風險和市場風險更大, 出于規避風險的考量, 規模養豬場進行病死豬無害化處理的可能性越大。張雅燕的研究結果相似, 規模越大的養豬戶生產經營規范化程度越高, 無害化處理設施越齊全, 因而傾向于選擇無害化處理病死豬。但薛瑞芳指出隨著養殖規模的增加, 養殖戶選擇病死豬低價出售的概率也有所上升, 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規模養殖戶病死豬數量較大, 病死豬處理壓力大, 因而容易成為不法商販的目標收購對象。[16]此外, 朱寧等研究指出由于受到城市環境建設的影響, 養殖場離城鎮的距離越近, 進行無害化處理的概率越高。[17]無害化處理方式選擇不可避免的受到農業生產者自身資源的約束。李立清等指出若養殖戶的收入水平較低、實施防疫的相對成本越高, 選擇低價出售病死豬的可能性越大。[18]

            4. 政策、組織和市場環境因素

            政府的病死豬處理補貼政策為養殖戶提供一部分資金支持, 可以彌補病死豬無害化處理費用。張雅燕研究表明當養豬戶對病死豬無害化處理補貼政策的實施越認可, 對病死豬進行無害化處理的可能性越大。吳林海等的研究顯示政府發放補貼對養殖戶病死豬無害化處理的影響還極為有限。缺乏系統的、專業的、強制的病死豬回收程序, 病死豬地下交易市場的存在客觀上誘使養殖戶選擇低價出售病死豬。[18]獲得病死豬無害化處理補貼、參加合作社會促使養殖場戶選擇資源化處理病死豬。[19]養殖保險政策與病死畜禽無害化處理掛鉤的實證分析結果表明, 未購買養殖保險的養殖場戶多選擇掩埋、焚燒等簡易無害化處理;購買養殖保險顯著正向影響養殖場戶選擇生物發酵等資源化處理, 還可使其選擇簡易無害化處理和丟棄、出售等不規范處理的概率減少。[20]田璞玉等研究結果表明監管、處罰等政府疫病控制政策會影響養殖戶的防疫決策的成本、收益和風險, 進而影響其售賣、無處理丟棄病死畜禽等行為。[21]病死豬的隨意丟棄, 會對水源和土壤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 是養豬業環境污染的來源之一。鄔蘭婭等認為養殖戶與周圍農戶的內部溝通、信息流動以及信任程度等要素會影響養殖業環境治理。[22]

            三、農業生產者病死豬處理行為異化的驅動因素

            1. 養殖戶的利益驅動

            經濟學原理表明, 生產者的經濟決策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 生豬養殖戶的生產經營也不例外。面對眾多病死豬處理行為選擇, 養殖戶傾向于以最少的成本獲得最大的回報。實際生產決策過程中, 無害化處理決策壓力與動力并存。一方面在病死豬回收處理環節常有一批非法病死豬收購者和肉類加工企業低價收購, 養殖戶面臨經濟利益的誘導。另一方面農村地區勞動力缺乏, 而病死豬處理成本過高、處理難度較大、缺少相關配套基礎設施等客觀原因, 導致養殖戶傾向于選擇相對節約成本和時間的隨意處理方式。但是我國制定了一系列關于規范處理病死牲畜的政策和法規, 違法違規處理病死豬將面臨管制和懲處, 管制和懲處力度取決于被發現并受到懲處概率與被懲處的嚴厲程度。除了避免違法違規受罰之外, 養殖戶選擇無害化處理病死豬的動機還在于可領取政府補貼。當采取資源化處理方式時, 不僅可以回收處理成本甚至還可以獲得銷售收入等收益。但是目前監管政策實施過程中存在執行偏差, 補貼政策機制存在缺陷, 養殖戶無害化處理行為的壓力和動力有待加強。

            2. 政府的預算約束

            對于政府而言, 既定的預算約束下, 是否提供某公共物品是綜合考量成本收益的結果, 即政府選擇為社會帶來的收益最大限度超過所付成本的政策。養殖環節的病死豬無害化處理補貼政策雖然初見成效, 但仍存在認知度不高、補貼效率低、覆蓋面窄的問題, 使得無害化處理補貼政策效果大打折扣。養殖戶對政策改進和修補的期望度較高, 迫切需要采取多種改善措施。在政府規制過程中, 政府與養殖戶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 很難準確了解養殖戶真實政策需求和無害化處理成本的情況。并且囿于管制成本和管制資源的有限性, 管制難以達到社會需要的量。如何平衡政府補貼金額與其產生的經濟、環境、社會效益, 是政府選擇的困惑所在。事實上, 我國無害化處理行業長期以來直接由政府運營, 運行的資金基本完全由公共財政負擔, 處理技術落后、行業能力建設不足以及運行效率低下等問題也日益凸顯。

            3. 消費者的價格要求

            無害化處理成本勢必增加額外生產成本, 并最終表達在價格上。在消費者購買豬肉決策中, 要在安全性與高價格間進行權衡考慮。吳林海等以不同層次安全信息的可追溯豬肉消費偏好為研究切入點, 研究結果顯示, 消費者普遍愿意為具有可追溯屬性的豬肉支付更高溢價, 但價格上浮超過30%消費者會降低其對豬肉安全性的需求。[23]尹世久等調研結果顯示, 消費者購買有機食品的最主要的動因是“安全”和“環保”的特性, 而拒購的主要動因之一是昂貴的價格。[24]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關注度, 會直接決定非法收購商違法行為被發現和處罰的可能性, 而現今我國部分消費者仍然是價格導向性, 對安全農產品的市場需求刺激作用不明顯。由于現實的生產利潤掩蓋了農業生產者的社會責任和生產倫理, 從而導致了農業生產者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置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和義務于不顧。

            四、推進農業生產者病死豬無害化處理行為的現實困境

            病死豬無害化處理主要是指病死豬經過生物或工程化處理后綜合利用, 實現無害于環境的達標處理。目前病死豬處理行為選擇主要有三種:一是無害化處理, 二是隨意亂扔亂拋, 三是違法出售給不法收購病死豬分子。其中無害化行為選擇是正向的生產行為, 而隨意處理和低價出售均在約束規范之列。通過對病死豬處理相關文獻的深度梳理, 總結歸納出目前我國病死豬無害化處理面臨的管理薄弱、現行機制不完善、實施主體弱勢、保障、激勵政策等供給不足等客觀環境是制定相關政策應予以考慮的主要因素。

            1. 保障、激勵政策等供給不足

            調查數據顯示, 絕大多數養殖戶并不清楚病死豬無害化處理的內容、目標及要求, 直接影響了其參與病死豬無害化處理的積極性。針對我國當前養殖戶家庭資源稟賦特征、科技水平條件, 無害化處理要求的資金和技術的門檻較高。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不足, 資源化后的副產品市場回報率較低, 削弱了養殖戶參與無害化處理的動機。在激勵政策方面, 病死豬無害化處理補貼政策不平衡, 力度不夠大, 甚至也存在個別地方財政困難, 無法按照規定兌現補貼金額, 導致養殖戶不愿意向動物衛生監督機構報告和主動作無害化處理, 甚至逃避動物衛生監督機構的監管。目前許多基層政府的工作重心和利益訴求, 停留在農產品的數量和發展速度上, 資源較多的配置在養殖業發展上, 而將生態環境建設置于從屬地位, 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無害化處理技術的推廣。

            2. 實施主體弱勢

            我國生豬養殖以“小、散、亂、低”為主, 缺少面對自然風險的能力, 生豬養殖戶風險規避意識較強, 法律意識和環保意識淡薄, 使得許多治理舉措和明文規定未得到預期中的實踐, 更談不上取得實質性的效果。養豬業屬于低附加值的行業, 基于自身效益最大化的經濟目標, 經營者必須綜合考慮各種生產成本問題。無害化處理基礎設施運營資金投入大、技術成本高和運轉費用高且目前的生豬市場價格并未反映環境處理成本, 使得養殖戶對無害化處理技術持觀望態度。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處理技術的推廣和運用, 是我國病死豬處理問題未能得到有效解決的重要原因。一些養殖戶雖然對病死豬進行了處理, 但由于對病死豬無害化處理重要性認識不足, 不愿加大病死豬處理投入, 所以在處理過程中出現掩埋不深、消毒不嚴、處理不到位、不徹底的現象。有的干脆隨意丟棄, 甚至還有自己加工食用的現象。如果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持, 養殖戶缺乏足夠的能力和意愿參與無害化處理。丁獻利指出忽略了養殖環節病死豬的損失補貼造成養殖環節病死豬流向餐桌的隱患。[25]當風險損失由養殖戶自己承擔, 其極有可能通過銷售病死畜禽轉移風險。當買賣病死豬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時, 單個散養戶很難對其出售數量有限的病死畜禽的行為產生道德和倫理上的自責。

            3. 監管能力相對薄弱

            按現行相關法律, 涉及病死畜禽及其產品的監管職責交錯、界定模糊、機制不順導致不能形成監管合力, 甚至制約監管工作的效率。病死豬無害化處理監管體系不完善, 制約了工作進度和工作效率, 打擊了養豬戶病死豬無害化處理的積極性。我國生豬養殖主體以規模小而分散為特征, 在現有的技術水平條件下, 致使對病死豬處理行為的監督和檢測成本偏高, 加之我國基層檢疫力量有限, 更加不利于規范化監管。我國法律對病死豬隨意丟棄處理行為的懲罰力度較輕, 缺少威懾力, 助長了亂扔亂拋病死豬現象的發生。[26]公眾是國家管控病死豬無害化處理的參與者和有力助手, 但是我國公眾絕大多數是在公共事件發生后參與或“末端參與”, 未能起到有效抑制病死豬負面處理行為的作用。在病死豬處理缺乏有效的約束下, 容易形成破窗效應, 進一步加重污染的發生和食品安全風險。

            五、推進農業生產者病死豬無害化處理的可為路徑

            無論是法律規制還是無害化處理補貼等促進無害化處理的政策, 都沒有達到預期目的, 根本原因在于對生豬養殖戶而言無害化處理病死豬的成本仍然高于收益。從現狀看, 病死豬無害化處理受市場環境和配套基礎設施的影響, 無害化處理的間接成本較高。解決病死豬隨意處理的問題, 需要轉變管控思路。一方面要提高無害化處理的經濟價值, 另一方面降低無害化處理的成本, 提高生豬養殖戶對無害化處理的主觀能動性。

            1. 以政策法規形式引導和完善保障機制

            首先, 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應該引入農業生產者無害化處理的成本收益分析。改進和完善國家對病死豬無害化處理的財政補貼政策, 促進病死豬補償支付合理化, 補償模式可借鑒畜牧業發達國家的做法:政府補貼+動物防疫基金+農業保險, 其中動物防疫基金和農業保險由養殖戶自愿交納, 不僅減輕病死畜禽對養殖戶帶來的沖擊, 而且分擔了政府的財政負擔。其次, 改進和完善病死豬無害化處理行業的現狀, 實施合理的市場化改革。通過引進專業公司, 采用“公司+農戶”或者“政府+公司”從事病死豬無害化處理, 以減輕生豬養殖戶成本, 提高其無害化處理能力及運營效率, 促進無害化處理向社會化或產業化發展。

            再次, 加強優質優價有市、低質劣質無價無市的消費市場環境建設。健全合理的市場價格機制, 在最終產品的價格中體現養殖戶的相關處理成本, 激勵養殖戶自我投資進行病死豬的處理。

            2. 加強生豬養殖技術培訓和培養無害化處理意識

            首先, 開展針對生豬養殖的全方位培訓。不斷提高生豬養殖戶科學養殖素質和疫病風險防范意識, 確保生豬養殖健康發展, 從根本上杜絕病死豬違法處理行為。鼓勵養殖戶改進動物防疫條件、適度規模經營和標準化建設, 引導養殖戶建立無害化處理制度和檔案。其次, 培養農業生產者無害化處理意識。明確生產經營者首負責任, 對自覺進行無害化處理的農業生產者給予補貼, 對違法違規處理病死豬的行為, 加大處罰力度。加強對無害化處理的宣傳教育, 普及無害化處理的相關知識, 消除對無害化處理存在的疑慮。

            3. 鼓勵公眾參與病死豬無害化處理管控

            首先, 提高消費者對豬肉質量安全可追溯系統的認知水平, 普及有效的豬肉質量安全可追溯系統, 確保整條供應鏈上的豬肉安全, 切斷病害豬肉流入市場的途徑, 提高病死豬無害化的公眾參與水平。其次, 鼓勵公眾主動參與病死豬無害化處理管控, 通過明確公民的義務和公眾參與的法律保障, 構建有效的公眾參與管控的路徑和方式, 切實發揮公眾參與的功能和作用, 有效克服病死豬無害化處理管控的“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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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 數據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國家統計局網, 2018年2月28日。
            2 農業部畜牧業司, 《于康震副部長在畜牧業綠色發展示范縣創建啟動視頻會議上的講話》, 農業部網, 2016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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